編者按: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全媒派,作者騰訊傳媒,創(chuàng)業(yè)邦經(jīng)授權(quán)轉(zhuǎn)載。
大洋彼岸,正在刮一股“記者棄用Twitter”的風(fēng)。
K.Austin Collins曾是體育媒體The Ringer的員工,自今年年初以來,他就沒有再發(fā)過Twitter,并刪除了過去的推文。不過他仍在使用Twitter的搜索功能,并保留了一個匿名的私人帳號,以保持對Twitter上熱點信息的知悉,但他查看Twitter的頻率已經(jīng)顯著降低。
起初,像Collins這樣棄用或減少Twitter使用頻率的記者數(shù)量并不多,但過去兩年不斷增加,在今年引起了比較大的業(yè)內(nèi)關(guān)注和討論。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(jīng)刪除了過去的推文,并不再發(fā)布新的推文;一些人則注銷了自己的帳號,清除了自己在這一網(wǎng)站上的所有足跡;還有一些人甚至直接卸載了APP。
然而必須承認的是,Twitter對新聞工作者來說,的確能成為一個輔助工具。許多記者通過Twitter聯(lián)系到他們原本可能無法接觸到的信源、爭取更高流量和關(guān)注度等等。過去幾個月里,在接連遭遇大流行病和種族歧視抗議活動的美國,Twitter成為了記者們評估事態(tài)發(fā)展、呼吁大家關(guān)注議題的寶貴平臺。
但是,盡管有種種益處,記者們也可能成為Twitter“陰暗面”的受害者。他們可能會被卷入復(fù)雜議題的混沌爭議中,可能會面臨來自匿名用戶的惡意攻擊,可能會被持續(xù)不斷的話題擾亂而導(dǎo)致無法專注于更緊迫的問題……現(xiàn)在的Collins是《名利場》(Vanity Fair)的影評人,他決定逐漸棄用Twitter的原因是,長期以來,他都感覺到Twitter并不能給他帶來情感和理智上的健康。
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當(dāng)然,如果說新聞工作者正在集體遷出Twitter,那就有點夸張了。The Poynter最近采訪了一批實踐了“逃離Twitter”行為的記者,在與他們的交談中,沒有一位記者說過他認為“所有的記者都該離開Twitter”,也沒有哪個人說他“完全不喜歡Twitter”,或者“Twitter這個平臺沒有任何優(yōu)點”。
不過,這些記者的行為的確引起了新的思考,例如構(gòu)建另一種媒體生態(tài)的可能性——在這個生態(tài)中,我們需要更加批判地看待Twitter這種作為分享、討論甚至生產(chǎn)新聞的中臺媒介的角色。
本期全媒派(ID:quanmeipai)精編The Poynter的這篇報道,帶你探究一批批記者棄用Twitter背后,他們所期冀的是一個怎樣的媒體生態(tài)?新聞工作者與社交媒體之間,又該保持怎樣的健康關(guān)系?
Twitter之于記者:流量是把雙刃劍
信源、知名度、職業(yè)機會……
許多記者將他們的職業(yè)成就歸功于他們在Twitter上建立起來的人際關(guān)系。
本世紀(jì)剛剛進入第二個十年時,Collins還是一名研究生,他從那時起開始使用Twitter。在《洛杉磯書評》上發(fā)表了一篇針對斯派克·李的《芝拉克》(Chi-Raq)的影評后,他獲得了第一批粉絲。而The Ringer的一位編輯看中了那篇文章并在Twitter上關(guān)注了他,一個月后,Collins成為這家媒體的特約撰稿人。
Collins認為,如果沒有Twitter幫助他們這些人吸引編輯們的注意力,他們可能永遠都沒有機會讓自己的觀點被看見。
而對于那些沒有全職工作的作家來說,Twitter的作用更加明顯。Rawiya Kameir是一家媒體的特約編輯,她從2008年開始使用Twitter。幾年后,由于腳踝受傷,她賦閑在家,開始在Twitter上發(fā)表自己對音樂的看法。沒過多久,她就有了可觀的粉絲數(shù),編輯們開始聯(lián)系她,向她約稿。
在《連線》雜志負責(zé)社交媒體和用戶參與業(yè)務(wù)的Kam Burns從2017年大學(xué)畢業(yè)開始就通過Twitter來尋找工作機會。在Burns看來,那些生活在小城鎮(zhèn)的、屬于邊緣化群體的記者們無法與其他邊緣群體進行面對面的交流,但通過Twitter,他們可以互相聯(lián)系,建立起有價值的社區(qū)。“我認為這是這個平臺值得加入的原因?!盉urns說。
曲解、網(wǎng)絡(luò)暴力、思維定式……
然而另一方面,Twitter也在傳遞、放大一些不和諧、不健康的聲音。
2011年,在加州州立大學(xué)北嶺分校教授本科生新聞?wù)n程的自由撰稿人兼編輯Julie Bien為一家猶太刊物撰寫了一篇評論。在Bien把評論鏈接發(fā)在Twitter上之后,一個她不認識的人以宗教信仰為由猛烈抨擊她的文章,甚至開始聯(lián)系她的親朋好友。
“這真的讓我很吃驚,只是一篇評論推文而已,甚至不是正式的專欄文章,”Bien說,“居然有人因為一篇推文對我說,‘你下地獄去吧,你去死吧’?!?/p>
從2013年開始,Bien就不再使用她的私人帳號了。
2018年,國際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發(fā)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,作為研究對象的共750名Twitter使用者(來自美國、英國的女性記者和政治家)收到的推文中,有7.1%是“有問題的”(problematic)或“辱罵性的”(abusive),并且,黑人和拉丁裔女性收到此類推文的比例比白人女性高得多。
前段時間,幾名跨性別記者在Twitter上批評了一封譴責(zé)“抵制文化”(cancel culture)的公開信,隨即在網(wǎng)上早到了暴力威脅。這封公開信是由幾名曾發(fā)表過反跨性別言論的名人聯(lián)合簽署的。
“對于在跨性別光譜上的人來說,Twitter從來都不是一個好地方,只是現(xiàn)在,它變得越來越具煽動性、越來越危險。”Rininsland在《金融時報》從事互動數(shù)據(jù)新聞工作,在看到這封公開信之后的幾周內(nèi),他主動減少了Twitter的使用。
Bien也認為,如果女性、有色人種和性少數(shù)群體知道他們將在Twitter遭遇仇恨言論和生命威脅,很可能會被“勸退”。
“這說明新聞業(yè)存在很多固有的偏見——我們要求最弱勢的群體讓自己變得更加弱勢,還要求他們謹小慎微地去表達?!盉ien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。
Corey Atad是一位住在多倫多的文化作家,他在今年早些時候注銷了自己的Twitter帳號。他認為,在Twitter上待得太久會讓作家們產(chǎn)生一種思維定式,以為自己的主要讀者群就是同樣也在玩Twitter的那些人。同理,如果一個記者的粉絲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其他媒體人,這就很成問題了。
另外,像Twitter這樣的社交媒體平臺可能會削弱記者區(qū)分事實和虛假信息的能力。疫情暴發(fā)初期,幾位知名記者轉(zhuǎn)發(fā)了一個虛假帳號的內(nèi)容,該推文謊稱一位電影明星感染了新冠。未來研究所的一項研究也表明,80%的記者表示他們曾在網(wǎng)上錯信過虛假信息或者虛假報道。
使用社交媒體,是記者的必要任務(wù)嗎?
很長一段時間里,多數(shù)記者都感受到一種必須使用Twitter的迫切任務(wù)。Jarvis認為,記者使用Twitter,的確能夠增加媒體與公眾之間的信息透明度。
而已經(jīng)棄用Twitter的Burns表示,他在《連線》雜志的老板從未要求他在下班后也繼續(xù)維護個人的Twitter帳號或監(jiān)控該平臺。但他發(fā)現(xiàn),有時在刷Twitter時看到的梗的確能夠幫助他更好地運營《連線》的Twitter帳號。
基于相似的原因,仍有編輯和其他管理人員堅持讓記者使用Twitter。
早在2012年,The Cut的編輯部主任Stella Bugbee就曾在一次會議上被主管要求加入Twitter,以分享自己的工作,培養(yǎng)粉絲,從而轉(zhuǎn)化為自己的讀者。
有一段時間,Bugbee的確感覺到,在Twitter與人們分享自己的想法很有趣。近些年來,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,Bugbee覺得自己有義務(wù)參與那些有爭議的、甚至有煽動性的評論的對話。
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Bugbee在某一天突然刪除了她所有的推文。盡管目前她已經(jīng)是The Cut的主編,仍然時不時關(guān)注著她的Twitter信息流,但她已經(jīng)想明白,“Twitter僅僅是反饋來源中的其中之一?!?/p>
今時今日,也有許多年輕記者在領(lǐng)導(dǎo)或?qū)煹墓膭钕?,保持著社交媒體的運營,以獲得編輯和HR的注意。
“編輯們通常會根據(jù)Twitter上的熱門話題和競爭對手或信源的言論來約稿。對于記者們來說,編輯們的期待會是,他們希望記者能夠時時了解競爭對手和信源在Twitter上的一切動向?!?/p>
一些記者的確認為自己有“使用Twitter、觀察動向”的必要性,但Charity卻對此表示出擔(dān)憂。在他上大學(xué)的時候,新聞業(yè)的無薪實習(xí)開始成為禁忌?!艾F(xiàn)在,實習(xí)生們有了更好的條件,不再需要犧牲薪酬,但是,他們需要付出自己的身份和個性,在Twitter上建立起一個‘新聞品牌’。對我來說,這像一種倒退?!?/p>
Charity說,“新聞工作者在平臺上投入了很多自己的東西,但Jack Dorsey(Twitter的CEO)并不會為此支付報酬。我認為,這就像一個騙局。”
遠離不是徹底否定,棄用不是永久停用
與Twitter保持距離并不意味著完全忽視這類社交平臺在現(xiàn)代社會信息傳播中的重要性。
在接受采訪的記者中,Charity精心挑選了一些個人帳號,他可以通過這些帳號來了解Twitter上某個問題的討論熱度;Bugbee現(xiàn)在主要關(guān)注的是出版物的制作過程;Rininsland則回到了開源平臺Mastodon,該平臺自稱是Twitter的一個更友好的替代品;而在過去的幾個月里,Quartz的記者Karen K. Ho每天都會在Twitter上提醒她的粉絲,讓他們打破“悲劇搜索”(doomscrolling)的壞習(xí)慣。
(*doomscrolling,也稱doomsurfing,是指在互聯(lián)網(wǎng)上搜索有關(guān)悲劇或災(zāi)難性時刻的行為。)
離開Twitter也不一定是永久性的。Atad幾周前重新激活了他的帳號,幫助一位離開新聞行業(yè)后正在找工作的朋友。而且,他發(fā)現(xiàn)這個平臺對于追蹤一些社會活動很有用,僅僅依賴新聞中的描述可能是不準(zhǔn)確的,畢竟這些描述可能會遺漏重要的背景。
他說,長期停用Twitter幫助他與這個平臺建立了更健康的關(guān)系。他可能會在不久之后再次停用?!叭藗儽仨氂幸庾R地把Twitter作為一種工具,而不是讓它接管我們的生活?!?/p>
Collins則認為,Instagram較慢的節(jié)奏和更強的視覺吸引力是比Twitter更好的選擇。他打算在Instagram Stories上分享他的文章和他推薦的電影片段。
棄用Twitter后,那些曾讓Collins很惱火的事情他都看不到了。他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完全放棄Twitter,但他認為,如果能夠控制使用頻率或者有意識地降低自己的社交媒體依賴度,對記者來說會是一件好事。
“我不認為我在知悉任何大事件方面很遲鈍,例如新冠疫情、名人死亡等。當(dāng)然,我也想第一時間了解諾蘭新電影的定檔時間,”Collins說,“但我并不覺得我會因為棄用Twitter而錯過這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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