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航：跟鄧小平學習再次創(chuàng)業(yè)！

周航·2020-02-19

站在這個十字路口，我把眼光投回了四十年前。

編者按：本文來源于還是不舉手就發(fā)言，創(chuàng)業(yè)邦經授權轉載。

站在十字路口，向前走，我們先向后看

今天是鄧小平逝世二十三周年，越在當下，越感受到這位改革者的偉大。

除了懷念，我們還可以像他學習，尤其是這個階段，很多企業(yè)因為疫情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，特別推送一篇舊文，身處困難時期的創(chuàng)業(yè)者和公司，或許可以把眼光投回 40 年前，看看歷史轉折處的鄧小平是如何做的。

與創(chuàng)業(yè)者接觸的過程中，我發(fā)現很多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都遇到了階段性的共性問題。過去十年間，大家追求的是速度、燒錢、融資、估值、風口這......發(fā)現一個需求，做出一個創(chuàng)新產品，趕上一個風口，就可以得到很高的估值，拿到融資，然后燒錢買用戶，進而實現規(guī)?；目焖僭鲩L，然后靠融資和成長速度拼殺掉同類競爭對手……但事實上，很多公司始終沒有進入正向的現金流，能夠實現盈利的公司更是寥寥無幾。

從現實的情況來看，這種泡沫時代的做法在 2018 年已經徹底結束，接下來則進入一個新的周期。這意味著燒錢不會解決實質性的問題，而且資本市場進入寒冬，投資人更加謹慎，融資變得越來越困難，甚至直接進入冬眠狀態(tài)。過去的做法已成歷史，那套打法在今天真的已經行不通了。

因此，與過去的創(chuàng)業(yè)方法論徹底告別，徹底做出改變才有可能迎接新的時期。

但這種改變對很多公司來講不亞于是再次創(chuàng)業(yè)，甚至相當于重新開始創(chuàng)業(yè)。因為事實擺在那里，過去那條路確實不能繼續(xù)走了，必須徹底改變指導綱領和行動路線。具體該怎么改變呢？

站在這個十字路口，我把眼光投回了四十年前。

初創(chuàng)時期，向失敗學習

如果把我們建黨建國的歷程比作創(chuàng)業(yè)的話，第一階段的創(chuàng)業(yè)是從 1921 年 7 月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開始，經過摸索和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奮斗，終于在 1949 年建立新中國，好比一家公司終于從初創(chuàng)時期走向 IPO 上市或者說公司取得革命的階段性勝利。對于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來講，我們可以從這個過程中學到很多，學習他們在初創(chuàng)期如何面對質疑、面對挫折和挑戰(zhàn)。中國創(chuàng)業(yè)者或多或少都受到過毛澤東的影響，很多人專門去延安，去古田會議這些革命圣地瞻仰學習，從中汲取養(yǎng)分。（這兩個地方我都自己或帶團隊去過）

馬云曾帶著湖畔大學的學員造訪古田

相比第一階段的巨大成就，中國共產黨從 1949 年到 1976 年這二十七年，也就是建國到文革結束（我們暫且稱之為創(chuàng)業(yè)第二階段）爭議很大，建國后雖然也拼命搞過幾年經濟，但總得來說算是胡來了一通，各種運動折騰不斷，以至于那十年搞到「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」（根據有關文件論述），所以在 1976 之后，所有人都認識到：過去十年的路不能走了，我們永遠不想，也不能再重復過去的那條路。我覺得這個階段跟我們的移動互聯網（ 2010 年-2018 年）的創(chuàng)業(yè)熱潮很類似，拼命融資，搶占市場，有數字的虛高卻沒有多少實實在在的用戶價值。

但當時的情況是不管是國家還是普通群眾，都不知道之后的路該怎么走？該去往哪里？就像現在站在十字路口的我們，也不知道該選擇哪條路。

這時候鄧小平是如何做的呢？

戰(zhàn)略的轉變需要一場“真理大討論”

從 1977 年到 1978 年間，先后出現了一系列關于真理思想的討論。1978 年 5 月，《光明日報》刊發(fā)評論員文章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》在全國上下引起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。11 月10 日在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預備會議提出反對「兩個凡是」的錯誤觀點，支持開展真理標準的討論。在這種討論中，大家得出一個共識是：一切用實踐來檢驗。

《歷史轉折處的鄧小平》|解決歷史問題不能沒有充分的討論

這說明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，不能沒有充分的討論，這一系列的討論也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做了思想準備。所以我們才能在正式召開的會議上，果斷放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，確立長時期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綱領。這是一個重大的戰(zhàn)略的轉變，現代中國歷史上斗轉星移般的超級轉變。

如果把這種改變放到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，那我們就應該認真討論甚至是辯論：是不是要放棄不惜代價的規(guī)?；鲩L，而是轉移到以產品和效率為中心？

所以在這個時期，我想每個公司可以有一次自己的「真理大討論」，自己的「十一屆三中全會」，否定過去，討論出一個新的指導思想，這將是一個新的起點。只有經過思想上這樣的辯論，大家才會有真正意義的共識。因為如果思想是僵化的，那后面的改革是不可能發(fā)生的。

找到一個容易入手的切口

任何創(chuàng)業(yè)都有一個難點：就是要找到一個切口。不管多么偉大的創(chuàng)業(yè)，找到這個切口都非常難，你不能天天說一個特別宏大的夢想，但卻無從下手。所以，往往對創(chuàng)業(yè)者功力的第一個考驗，是他怎么找到那個切口。鄧小平找到切口的方法就很偉大。

1977 年鄧小平復出，作為副總理主管科技和教育。不到一個月，他召開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談會，決定恢復高考。在當時的政治環(huán)境下，作為副總理的他，不去主動介入經濟或更核心的領域，而是選擇了一個邊緣部門，首先恢復高考，這就給了所有青年人希望；接下來召開全國科學大會，明確科學知識是第一生產力，讓邊緣化的知識分子重復回到歷史舞臺。這是兩個容易做卻被大家忽略的點，卻非常得人心。

《大江大河》|恢復高考給了有志青年希望

把過去錯綜復雜移軌到新的時代，是多么難的一件事情，所以鄧小平找到切口的方法偉大。放到今天創(chuàng)業(yè)的改變上，我們可以嘗試從容易的事情入手。

放一放，緩一緩

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于，不是說他是先知，藍圖一揮就知道怎么走。他推動改革的最偉大之處，是既不著急忙慌想當然的推一件事情，更不會因為過去的條條框框輕易否定一個新事物，而是“放一放，緩一緩”，讓它在一種合法和非法之間自由成長和發(fā)生著。經歷一段時間后，再去確認它是不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。如果是，就通過文件法規(guī)對它予以追認和合法化。這是鄧作為總舵手的能力和謀略。

于是即便前面有多重阻力，還是出現了農村責任承包制、國企承包、個體經濟、特區(qū)等等沒有設計沒有預料的“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”的現象，這都歸功于小平同志的「放一放，緩一緩」。如果不知道怎么走，就先放松管制，先“摸著石頭過河”嘛。當時雖然沒有搞清楚方向在哪里，但有一點是清楚的，河岸這邊的計劃經濟肯定不行了，要離開河岸就得過河，探索著前進。

所以，創(chuàng)業(yè)者不要有過大的壓力，試著接受自己的平凡，你并不比你的總裁、總監(jiān)甚至普通員工就高明很多。他們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這很正常，沒必要非得跟員工裝著胸有成竹、勾勒出一個什么樣的宏大的藍圖，或者非要編造一個新故事，說未來如何如何光亮。

《溫州一家人》|私營經濟的產生

當你放松下來，你會看到那些小的苗子，如微光一樣出現，然后越來越亮。它就像生命一樣頑強，肆意生長出來。你看農村責任承包制、個體戶、特區(qū)的產生，都不是規(guī)劃出來的。拿特區(qū)來說，以前是嚴厲打擊逃港，現在大家逃離是因為這里太窮了，但是政策放松了，先不管你，讓你自由發(fā)生著，設立特區(qū)實際上有點像「我也不知道怎么辦，劃個特別的試驗區(qū)，你們想怎么折騰怎么折騰吧」！

這就啟發(fā)我，如果不知道公司未來的路怎么走，過去的路也已經徹底放棄了，我會先把事實擺在所有人面前，然后讓大家討論，在爭論的過程中產生一個綱領性的共識，讓每個部門在大的綱領下去尋求一種變化，不再以增長和競爭為綱，而是轉移到產品和用戶價值上進行二次創(chuàng)業(yè)。二次創(chuàng)業(yè)也不需要所謂頂層設計，讓每個部門都動起來，都去思考在新的綱領下我可以去做些什么事情，哪怕是一個后勤部門，也要思考這個問題。

哪怕一小塊業(yè)務可能與公司策略不相符，可以給這個業(yè)務和部門劃一個特區(qū)。這一點我覺得淘寶的誕生是個不錯的啟示，2003 年阿里做淘寶的時候，秘密拉了十幾個人，讓他們簽兩份合同，一份是從阿里巴巴離職，另外一份合同加入這個神秘的新業(yè)務，這就是淘寶的誕生。很長時間以后，最早阿里巴巴 B2B 都不知道淘寶這個業(yè)務是他們的。

阿里巴巴紀錄片《造夢者》|淘寶上線

另外一點，我的觀察是改革絕不能靠老人改革，其實是要換人。這一點阿里提的也很好。為什么阿里組織架構變化的如此頻繁？很重要的是戰(zhàn)略變了，組織一定要變。你不能指望老人能把新的戰(zhàn)略去執(zhí)行好，因為他有思維的慣性，也涉及既得利益。所以當一個公司要做二次轉化的時候，團隊要做比較大而徹底的改變，甚至可能要換 CEO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