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者按：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中歐商業(yè)評論（ID：ceibs-cbr），作者：維舟，編輯：翟梓然，創(chuàng)業(yè)邦經授權轉載。

“比賽第一，友誼第十四。”首屆江蘇省城市足球聯賽(“蘇超”)的這個梗，這一陣在全網流傳，但凡對江蘇省情有所了解的，都不禁會心一笑，那傳神地點明了它“散裝”的現實:號稱“十三太?！钡氖仁齻€地級市，歷來誰也不服誰，要不然怎么叫“大內斗省”?雖然這一點連江蘇人自己也經常為之感慨乃至痛心，但在此有必要較真一下:“散裝”有什么不好嗎?這種狀況又是怎么來的 ?

01“蘇聯”：一個散裝的省份

由于“散裝”，江蘇向來號稱“蘇聯”：這個省份仿佛不是一個整體，而是十三個地級市的聯盟。不像東北三省的人都會自稱是“東北人”，江蘇人別說是那么大的地域認同了，連本省的認同都很薄弱。

網上有個著名的段子說：“至今不能原諒白素貞，兩條四川的蛇，為了浙江男人，水淹我江蘇人?！钡紫戮陀腥顺爸S：“這肯定不是江蘇人寫的，因為江蘇散裝，只會說水淹我鎮(zhèn)江人，不會說是江蘇人?！?/p>

這是真的。一位老家蘇州的朋友感慨：“我們江蘇人沒有歸屬感的。我在北京工作十多年了，最怕有人給我介紹‘這是南京人，你老鄉(xiāng)’，雙方都極其尷尬……”還有人發(fā)現，在南京做活動，問起場上有多少是江蘇人，沒人搭理；再問有多少揚州人，很多人站起來。

在日前的“蘇超”聯賽中，南通足球隊積分暫列第一，常州隊則墊底，網上因此有人編了一個段子：常州中華恐龍園對持南通身份證的游客，門票收費加征124%的關稅！

這種“散”，不僅限于各地市之間，還向下滲透到更下面的層級：昆山很少會稱“蘇州昆山”，仿佛自己根本不是蘇州的一部分；無錫下轄的江陰、宜興一直想鬧分家，不承認自己在無錫，當地人有著強烈的本地自豪感，從沒覺得“無錫人”的標簽有什么好的；海門市2020年變成南通的一個區(qū)，換作有些地方或許歡欣鼓舞，但在海門，普遍的情緒是為此憤憤不平。還有更夸張的：我一位同事的老公老家在鹽城市射陽縣特庸鎮(zhèn)，但他總不肯說自己是射陽人，而喜歡跟人說“我是特庸的”。

資料來源：@福桃九分飽

在這種情況下，江蘇各地呈現出五花八門、各自為政的局面，內部的鄙視鏈極其復雜：蘇南瞧不起蘇北，覺得蘇北人又窮又糙，蘇北人則嫌蘇南人自大又矯情；蘇錫常共同鄙視南京，而蘇錫常鎮(zhèn)又彼此看不上；南通、揚州、泰州看不上更北的；蘇北城市之間，徐州與鹽城、淮安和宿遷，也是互相不服。至于南京，作為省會的地位也相當尷尬，很難作為老大哥被其它城市尊敬，倒是在安徽頗受仰慕，號稱“徽京”。

互相不服，也是有資本的：江蘇確實每個城市都拿得出手，像蘇錫常甚至是底下的區(qū)縣明顯強于市區(qū)。天津人在外地，絕對不會宣稱自己是塘沽人，但宜興人就算出了省，也不愿意自稱是無錫人，這種地方認同既是源于本地文化自豪感，也是因為在經濟實力上確實有底氣。尤其是昆山、江陰等地，按行政級別只是縣級市，但GDP都高達5000億以上，甚至高過一些省會城市。

確實，越是經濟繁榮、文化自信的那些地方，就越注重獨特的自我定位。表現在當地人的潛意識中，就是他們會自豪地直接認同本地，例如深圳人很少會說自己是“廣東人”，而是說“深圳人”；東北三省的人普遍都會自稱是“東北人”，唯獨大連人除外，他們更喜歡說是“大連人”；青島人也很少對外自稱“山東人”，更不會是“山東青島人”，而是直接稱自己為“青島人”——據說這都已經成為青島人的一個標志了。

從這一意義上說，“散裝”的背后是文化的多樣性，就好像一個群體里，每個人都各有所長、異彩紛呈，專注做好自己。蘇州下轄的那些縣級市，常常自稱“中國昆山”、“中國常熟”、“中國張家港”，這并不只是為了夸大其詞，而正可見到一種非凡的努力：我們這地方自有特色，也值得被看見，積極獲得曝光的機會，而不是被“蘇州”這個大標簽所覆蓋。相比起內地大部分的縣在省外連名字都很少被人聽說，長三角這些區(qū)縣的“能見度”要高得多了，而這本身就對當地發(fā)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。

“散裝”其實是好事

江蘇的“散裝”，絕不是現在才這樣，而有著深遠的結構性根源。

早在明清時期江蘇、安徽尚未分省之前的南直隸時期，這種格局就已經有跡可循了。應天府（今南京）在明代屬于“兩京”之一，統轄全省，卻又并非南直隸的行政省會，這樣一來，南直隸就沒有正式的行省衙門，各府州都是直接隸屬于中央的六部，互不統屬。清末江蘇籍日本留學生創(chuàng)辦的《江蘇》雜志第一期發(fā)刊詞就感嘆江蘇的“一盤散沙”為全國之最：“我江蘇人民如支那，我支那之人民，以薄弱聞于世界，我江蘇人民又以薄弱聞于支那?！?/p>

江南市鎮(zhèn)數百年來的繁榮發(fā)達，也使各地強化了自身的地位和認同。研究中國城市史的趙岡認為，江南地區(qū)的市鎮(zhèn)是“超層級”的，像周莊、同里、震澤等市鎮(zhèn)，可以越過其所屬的府、縣直接通達全國性市場。既然如此，它們對府州一級的認同感也就淡了。昆山之所以會自我定位為“中國昆山”，其歷史淵源就在這里，可以說是這一發(fā)展路徑的現代版本。

尤為重要的是，江蘇十三太保都是準二級財政，地級市的稅收都直接交到中央，而縣級市也是直接交到省里，無論省管市還是市管縣，都只是代管。昆山與蘇州、江陰與無錫，看似是上下級隸屬關系，其實早就近乎平起平坐了。當這些強縣被省直管之后，市域一級也就只能在城區(qū)范圍內練好內功，而不能吸血下一級的區(qū)縣，這就使得資源配置更為均衡而不是一味向上集中。

江蘇省內本來就發(fā)展相對均衡，不需要強大的省級財政汲取更多資源去進行“省內再平衡”，把那些從富裕地區(qū)收上來的錢去救濟窮地方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各地自己有錢，也不求著省里“轉富濟貧”，自然就專注于把本地搞搞好。這樣一來，省里無法集中各地市資源做大做強省會，地市也無法把下屬區(qū)縣資源都堆在主城區(qū)，又更趨于“散裝”，驅動地方經濟進一步均衡發(fā)展，走向共同富裕。

資料來源：@江之島綾小路

與其它省份對比，江蘇這種均衡發(fā)展的特性尤為突出，別處是單一中心，江蘇卻是多中心的漫天燈火，沒有一家獨大。像長春、銀川這樣的省會，GDP都能占到全省一半以上，但在江蘇，最強的蘇州也只占到20%，省會南京更只有15%。論人均GDP，2024年江蘇最高的城市（蘇州，17.8萬元）和最低的城市（宿遷，7.4萬元）不過相差2.4倍，而廣東省內最高的深圳和最低的梅州差距達到5.5倍。

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結果，全國共有105個城市的城區(qū)人口規(guī)模突破百萬，其中江蘇共有11個城市（只有泰州、宿遷、鎮(zhèn)江暫未達到，但縣級市昆山也過百萬大關了），位列第一，其整體實力可見一斑。近些年來，江蘇也是全國唯一一個設區(qū)市全部躋身全國百強城市的省份。2024年，在江蘇省內GDP總量墊底的宿遷（4802億）也輕松超越拉薩（990億）、西寧（1862億）、?？冢?471億）、銀川（2940億）、蘭州（3742億）、呼和浩特（4107億）、烏魯木齊（4502億）等一眾省會城市。

像這樣的均衡發(fā)展，不僅僅是財政和管理體制上的分權安排，也意味著一個離心、開放的結構，而非向心、內聚的力量主導。江蘇的不少城市，都與鄰近省份的關系更為密切，安徽馬鞍山與南京、昆山和上海，都差不多實現同城化了，所以才有“安徽南京，上海昆山，山東徐州，浙江蘇州”的梗。換句話說，當地在實現自身發(fā)展時，并不為行政邊界所局限，而是開放共贏，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

當然，“散裝”所帶來的也并不只是“均衡”，“比學趕超”盡管能激發(fā)各地的競爭，但也可能造成事實上的“內斗”。常州/無錫（以及和寧鎮(zhèn)）之間為了爭搶過江通道，曾爆發(fā)連番斗爭；無錫、常州、宜興三地就修建宜馬通道和常宜高速，也展開了長達十余年的博弈；北沿江高鐵在經過揚州、泰州段時，當地民意也相當激烈?！皟榷贰闭w現出地方利益的充分博弈，而這就使得協調溝通、互利共贏變得尤為重要。

形散神不散

要說“散裝”，其實也并不只是江蘇如此。大體上，全國的省份可以分為：單核?。ǖ湫腿珀兾?，西安一城獨大）、雙核?。ㄉ綎|，濟南、青島雙城記）、三核省（福建，福州、廈門、泉州三核驅動）和“散裝省”。然而，有些省份看著不散，其實往里一看，也一樣“散裝”。

在廣西，沒有哪個城市能挑戰(zhàn)南寧的地位，但廣西的多元化也相當突出，僅就地方文化而言，壯語、白話、西南官話桂柳方言就三足鼎立。不過，如果說江蘇的“散裝”是分權之下各具特色，并不阻礙高水平的分工協作，那么廣西的“散裝”則更多表現為“內部缺乏整合”，這種低效的協同性，到頭來會阻礙了其潛力的發(fā)揮。

浙江看起來是典型的雙核省，但省內各地無論是文化多樣性，還是不同城市的均衡發(fā)展，與江蘇相比都不相上下。浙江各地的地方認同感也相當強烈，縣域經濟相當活躍，義烏的知名度甚至比金華市還要高。浙江也是全國最早推行“省直管縣”的省份，這避免了地方財政被地級市“吃縣、刮縣”的現象，使縣也能和主城區(qū)處于平起平坐的位置上，同時保留了各地自身的特性，在地方利益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協調發(fā)展。

因此，“散裝”有利有弊，不能一概而論，真正的關鍵在于它能否有效地實現互利共贏。低水平的散裝可能導致各方缺乏協調機制，在內耗中錯過了發(fā)展的機會；但高水平的散裝卻可以在保證每個組成單位利益的同時，激發(fā)不同個體的積極性，更加靈活地抓住機會，達成資源的優(yōu)化配置。

中國社會歷來強調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，但從歐美發(fā)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來看，其實“散裝”才是歷史的常態(tài)。西方漫長的中世紀是典型的封建社會，其社會組織原則是分枝性（segmentary）與平等自主（egalitarian），強調不同組成單位的自治。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，“決策權”（decision making）分散在每個小團體手中，他們都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，隨時根據自身的狀況來做出應變。

在農業(yè)社會，像修建水利工程這樣的事，確實需要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，但如果資源不穩(wěn)定、情況瞬息萬變，那么社會結構就需要有彈性，每一個小群體都能根據自身狀況隨時調整，需要被賦予相當的決定權。這確實會看起來無法團結統一，但歷史證明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，有太多太復雜的信息，創(chuàng)新和機會也總是意味著風險，此時，自治、分權的制度安排會比鐵板一塊更有活力。

在歐洲，一些國家無論地域還是人口，常常也就是中國一個省的規(guī)模，但其“散裝”程度則大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尤其是德國、意大利這樣歷史上經歷了長期分裂的，各地的文化特色、自主性都很強，即便是首都的首位度也不高。美國雖然地域遼闊，但作為一個聯邦制國家，州權必須得到尊重，而州以下的每個市鎮(zhèn)、縣都是自治的，彼此沒有行政隸屬關系，沒有國內“市管縣”這種設置，可謂相當“散裝”了，但不可否認，美國的市場經濟無論以什么標準衡量都是高度發(fā)達的。

《易經》中有一句看似費解的話：“群龍無首，吉。”這體現出先人的智慧：無為而治，容許各方自由發(fā)展，才是正確的方向。當然，“去中心化發(fā)展”也可能出現諸如內耗、重復建設、缺乏協調性等問題，這就發(fā)揮市場機制“無形之手”的作用，協調各方利益，在明確的規(guī)則框架下，充分釋放地方活力，這樣才能“形散神不散”，實現共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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